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来看，马来（西）亚无疑是先有“国家”，然后才建构“民族”的过程。这和西方先有“民族”后有“国家”的模式不同。国家-民族的倒序过程，造成了国族建构的复杂问题。在马来（西）亚这多元的国家，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建构本身的国家身份？对此，马来社会与华社（乃至其他社会）均有不同意见与看法。当中的差异，可以巴恩报告书与芬吴报告书的内容说明。前者主张建立一个单一民族国家，而后者则认为必须建构一个多元-民族国家。这也就是所谓的“一个国家，两种想象”。
“一个国家，两种想象”的问题，在马来半岛独立、乃至马来西亚成立后，一直都未被解决。自殖民者离开后，右翼马来民族主义继承了前者留下的空缺。在掌控了整个国家资源与权力后，其他族群被排除在马来主权以外，成为孤儿的文化、身份。这一点，可从1971年国家文化大会的三大原则中觑知一二。
因此，当我们在谈“国家”优先，或“族群”优先的问题时，它不仅仅在讨论国家与文化/族群的多重认同问题，更不止批判几个操弄种族课题的政客。更进一步的，它应该涉及到背后错综复杂的民族国家建构的问题。具体的说，以现况而言，国家与文化的认同差异，对马来族群而言是不存在的。因为马来-伊斯兰文化已经被纳入国家文化三大原则中。但，对非马来族群而言，那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。它首先涉及到该族群对国家文化三大原则的反应：究竟是接纳？或是反抗？如果接纳，那我们必须接受本身文化换上马来-伊斯兰的衣裳的后果。举例而言，若马华作家要被接受为国家文学，他必须以国语进行创作，汉字被罗马拼音字母取代，华人文化的表述将堕入异言异文中。
就现实情境而言，毫无疑问的，大部分的非马来族群并无法接受这个安排，然而却也无法逆转整个大局势。因此，在该族群社会中形成了种种的创伤症状。在马华社会上，重者就如当年“神州诗社”的文化乡愁，不然就一再地借着中华文化再创造来抵抗国家的霸权。换句话说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华社毫无疑问的，是族群为先，国家其后，因为，在普遍华社潜意识里，国家是为其文化的“敌人”。因此，这也难怪，为何独立建国多年，马华社会依然沿用“马来西亚华人”一词，而非“华裔马来西亚人”，前者彰显其族群身份，而后者彰显其国家身份。当中寓意，不言而喻。
身份认同固然可以多重，但，我想在讨论政治问题时，不可忽略现实的层面，否则我们只是把问题简单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