沮喪

 回到家，好像回到鐵籠。

困在這多久了？該怎樣才能逃離？

這好像會是一輩子的功課。用一輩子來思考如何擺脫牢籠。

好累。為何不能像其他人那樣，心有個地方可安放。

四面牆壁。

我好像從少年開始就是在過這樣的生活。一個人吃飯。一個人逛街。一個人思考。一個人發呆。

以前很羨慕那些大家庭，眾多兄弟姐妹，一定很熱鬧。我不喜歡寂寞，我可以接受一定的孤獨，但我想走出去。

X

伊跟我的距離，什麼時候才能拉近點。

谈谈马来民族主义

前阵子写了一篇文章，指出单元文化、单元主义的词汇，作为对马来民族主义的控状，是有问题的。因为，真正意义的单元文化主义的马来民族主义，早在国家独立后就灭亡了。这里指的是左翼马来民族主义。

马来民族主义起源于大约20年代，30年代进入稳定期。可分成两个阶级，一者官僚制度的右翼马来民族主义，乃由殖民教育体系所培养出来的。另一则是民间的、乡区的，主要是受马来文教育的老师、报界人士。后者发展成左翼马来民族主义。

左翼马来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，是希望结合印尼建构一个大马来由国家。他们坚持单元文化主义，非马来人不允许得到政治权利，并强调这是马来人的国家。后来，由于政治现实所致，他们接受非马来人成为公民，但必须经过马来化。同化之后，非马来人成为了马来人，将得到平等的待遇。《人民宪章》是最好的证据。然而，他们的激进思想无法获得殖民者的认同，最终被打压，并废除掉他们的武功，以致在国家独立后，他们依然乏力回身，无法再起义。于此，可以说，单元文化主义的马来民族主义，或者同化主义的马来民族主义，在紧急状态时期已经灭亡了。

另一方面，右翼马来民族主义分子采取更开放的条件，接受非马来人成为公民，但却附带一个条件：马来主权。也许可以这么归纳这一批人士：他们是马来主权的民族主义者。他们不要求同化非马来人，相反的，他们更乐于强化各族之间的差异。因为，差异本身是他们的政治资本。于是，在他们执政下的国家，许多政策都倾向于马来族群。包括新经济政策、国家文化政策等等。乃至于70年代掀起的伊斯兰化的种种政策，都只局限在马来族群身上。对于非马来人的宣教活动，他们并不热衷。

明白了上述的两种不同形态的民族主义，我们可以那么质问：单元文化主义的指控是恰当的吗？它是否符合历史事实？它是否能够协助我们看清问题？

显然不是的。然而，我们有许多学者似乎都搞不清楚这当中的差异，也许在他们眼中，马来社群是铁板一块的、高度同质化的群体；同样的问题，也出现在马来学界。这说明，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的问题结构，其实也存在于马来西亚的族群社会中。为了官方的利益，文化的、族群的差异有必要被塑造。通过学术、报章、政治宣言、文学创作等等，建构起一道障碍城墙，使得我们只能够靠想象去理解对方。

回到本文。我提出单语-多元文化的词汇，并不企图让非马来文作家进入国家文学，而是希望能够厘清国家文学与马来民族主义的关系。使用单元文化一词，既无法弄清楚马来民族主义的差异，同时候，我们也无法解释现阶段存在于马来文坛的各种现象，其中包括马来作家与非马来作家的区分（若是单元文化，则表示已经被同化，则又何需有此区分的必要？可见该词汇的局限。关于这方面的讨论，需要另文再谈）、非马来作家的多元文化题材的创作等等。

国家意识与族群意识

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来看，马来（西）亚无疑是先有“国家”，然后才建构“民族”的过程。这和西方先有“民族”后有“国家”的模式不同。国家-民族的倒序过程，造成了国族建构的复杂问题。在马来（西）亚这多元的国家，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建构本身的国家身份？对此，马来社会与华社（乃至其他社会）均有不同意见与看法。当中的差异，可以巴恩报告书与芬吴报告书的内容说明。前者主张建立一个单一民族国家，而后者则认为必须建构一个多元-民族国家。这也就是所谓的“一个国家，两种想象”。

“一个国家，两种想象”的问题，在马来半岛独立、乃至马来西亚成立后，一直都未被解决。自殖民者离开后，右翼马来民族主义继承了前者留下的空缺。在掌控了整个国家资源与权力后，其他族群被排除在马来主权以外，成为孤儿的文化、身份。这一点，可从1971年国家文化大会的三大原则中觑知一二。

因此，当我们在谈“国家”优先，或“族群”优先的问题时，它不仅仅在讨论国家与文化/族群的多重认同问题，更不止批判几个操弄种族课题的政客。更进一步的，它应该涉及到背后错综复杂的民族国家建构的问题。具体的说，以现况而言，国家与文化的认同差异，对马来族群而言是不存在的。因为马来-伊斯兰文化已经被纳入国家文化三大原则中。但，对非马来族群而言，那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。它首先涉及到该族群对国家文化三大原则的反应：究竟是接纳？或是反抗？如果接纳，那我们必须接受本身文化换上马来-伊斯兰的衣裳的后果。举例而言，若马华作家要被接受为国家文学，他必须以国语进行创作，汉字被罗马拼音字母取代，华人文化的表述将堕入异言异文中。

就现实情境而言，毫无疑问的，大部分的非马来族群并无法接受这个安排，然而却也无法逆转整个大局势。因此，在该族群社会中形成了种种的创伤症状。在马华社会上，重者就如当年“神州诗社”的文化乡愁，不然就一再地借着中华文化再创造来抵抗国家的霸权。换句话说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华社毫无疑问的，是族群为先，国家其后，因为，在普遍华社潜意识里，国家是为其文化的“敌人”。因此，这也难怪，为何独立建国多年，马华社会依然沿用“马来西亚华人”一词，而非“华裔马来西亚人”，前者彰显其族群身份，而后者彰显其国家身份。当中寓意，不言而喻。

身份认同固然可以多重，但，我想在讨论政治问题时，不可忽略现实的层面，否则我们只是把问题简单化。

毕业两年有感

就这样，匆匆过了两年。

在几个月前，当别人问起，我还这么告诉人：“一年多，差不多两年。”。才一眨眼的功夫，这句话已经失去诠释我经历的能力。六月那天开始，我必须跟人说：“两年了。”

两年了，这说来不长也不短。大学毕业两年，所学习到的是什么？残酷的社会求存记？这未免太过时光倒流到黑暗的过去了吧。要在这社会生存，就以我们一般人的社会脉络而言，残酷二字不太可能有效应用在身上。那学习到什么？

毕业之后，你会发现身边朋友的转变。一些人，因为其本身之工作不太需要深奥的知识，往往熟悉技术、行规后，就不再成长。毕竟，也没有太大的推动力让他们成长。

另有一些朋友，因其本身的工作，必须不断地增加知识、累积人脉，很显然地比过去青涩的学生时代更成熟了。这一类毕竟属于少数。也有一些朋友，回到象牙塔升学，企图在知识界有一番作为。他们当中有的纯粹只为学术、知识，而无顾知识分子对社会建造的重大任务，把自己封锁在知识堆中，与世隔绝。当然，也有人的历史意识强烈，一心为家国奉献，但却碰壁连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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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人们问我工作经验几年了？这问题若朝负面去想，应该是能力上对我的质疑。如从正面出发，想必对方是想多了解我。一般上，我都倾向于后者。而人们对我进一步了解的兴趣，必当不会止于这个问题。换句话说，此问题隐藏着另一道问题：两年来，你学习了什么，可有什么心得？

呃，要回答这个问题很复杂。首先，因为我本身的双重身份，或兼职的缘故，而导致我的学习内容有所不同。由于对知识界的向往，我回到学校升学；同时，又因为我的肚子会喊饿，爸爸妈妈需要我的回馈，我出来社会工作。这个六月是我在社会工作的第二年。

我的工作，就是葛兰西所谓的有机的知识分子，媒体——杂志记者。也正因为它是有机的，所不太适合“素食者”——清淡的、健康的生活方式——因为，这行业需要耗太多脑力、体力与时间，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他们，一般而言，距离有点遥远。

我的这个场域，需要的是文笔（写稿），沟通能力（采访）；两者都需要不断地进步。以文字而言，千篇一律的写法会被主编退稿。所以，需要多阅读，无论是别人的采访稿，文学作品，除了以纯粹赏心悦目的享受，还必须仔细留意对方的创意。说来，这一点我做得不多。

至于第二点，在与别人做访问时，非常重要的是知识，如果你的问题显露了你的无知，那可是多么丢脸的事情。因此，在你的工作范围内的知识，必须打通任督二脉。比方说，我本身处理的是“艺术”，经常要接触画家，自然要对绘画有最基本的了解。然而 ，同样的，这一点我也一直没好好的耕耘。

这么说来，我的职场生涯是彻彻底底地失败了。虽然身处“有机”知识分子行列内，却错过了成为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，更何况是赛义德心目中知识分子的理想型——必须对权威说不、无论在实际情境或比喻的情景，都必须是个边缘者、逃亡人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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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向来很少告诉人，我硕士毕业论文的研究内容。一方面，觉得本身的思考属于初步，未到公布的时机。另一方面，也是担心惹来别人异样的眼光。

应该怎么说我们的社会呢？由于多年来的种族政治的统治，许多领域都已经被高度政治化。包括了神圣的教育、语言，乃至宗教本身。而高度政治化的后果，导致人们对许多事情、现象的分析陷入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。比如，华语是华人的，不是马来人的。回教是马来人的，不是非土著的。诸如此类的。按照这个思考脉络推进，我们永远无法逃出官方所建构的土著与非土著的二元框架，因为我们本身也甘心于此。

对不起，说远了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我的研究将不会得到许多人的祝福。因为在这里头，其中一个研究对象一直以来都未曾获得华社的认同（乃至认识）。如我把本身的研究计划告知他人，也意味着我为自己找麻烦。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去向他们解释对他们而言相对陌生的部分。

无论如何，虽然我的研究计划对某些人来说，仿佛是五角大厦的高度机密，但不阻碍他们认同我是个硕士生，也正因此，在生活上、工作上，我得到了他们的宽容、帮助。

回说之前的话题，我在这学生的身份中究竟学了些什么？我想应该是对知识产生“疑问”。过去我太过容易接受书本上的知识，对他们甚少产生适当的质疑。这一方面因为本身知识的匮乏，另一方面也是笨蛋的性格使然。对知识产生疑问，也意味着寻找答案的动力产生了。因此，问题出现，去寻求解答。一而再，再二三地，慢慢地 开拓本身的世界——而也在这过程中，才真正了解一沙一世界的真理。在这世上，谁能够确保自己无所不知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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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也很难整理自己毕业后所学到的东西。毕竟，我们的生命不是简单的直线。期间有许多不必要的干扰，意志力的漂浮等等。要维持本身的学习状态，实在不容易。共勉之。

备受欢迎的华裔马来文作家？

前言

想象中的美国，是平等、族裔多元化，其实这是60年代以来民权运动争取得来的成果。在70年代之前，亚裔/华裔美国文学一直都被打压、消声，乘着民权运动打开的多元、平等缺口，1972年第一本亚裔美国文学选集诞生了。这是由许芥昱和巴鲁宾丝卡丝（Helen Palubinskas）合编的《亚美作家》（Asian-American Authors），开风气之先。该选集面对的是陌生读者，因此肩负了介绍与教育的作用。随后，1974年王粲甫主编《亚裔美国传统：诗文选集》（Asian-American Heritage: An Anthology of Prose and Poetry）；同年最重要的亚裔美国文选出版了——赵健秀等人合编的《唉咿!亚裔美国作家选集》。该选集之所以重要，因为在其<绪论：五十年来我们的完整声音>;和<前言>;中，大声疾呼宣告了亚裔美国文学的存在及意义，并抗议以往亚裔美国人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，为了抵抗美国主流社会/文学，遂提倡“亚裔美国感性”，强调族群特色等，来回应美国白人至上的文化霸权。

亚裔美国人这段经历，实在是可歌可泣。自那次后，渐渐地他们被主流社会所接受，并成功纳入学校课程中教授。

回看马来西亚，主流社会无疑就是马来社会——或更准确地说，是马来主权社会。在这政权下，华人出现不同程度的涵化现象。另一方面，马来社会面对被涵化的非马来人，他们得到的待遇却与美国截然不同。

华裔马来文学作家概述

历史上从事马来书写者，可追溯至19世纪末，当时候的峇峇人从事马来pantun和syair写作，并着手翻译中国传统文学，同时也经营出版社，出版报章、杂志和书籍。但，由于峇峇马来社会是相对封闭的社会，他们既无法争取马来读者，华人读者也对他们的作品有很大的距离——语言，结果逐渐消沉。另一方面，也因为峇峇社会中出现再华化现象，导致本身的社会成员减少。到了50年代前后，华社掀起一股学习马来语的风潮，代表的现象是南大生的对马来文学习的热诚。他们包括在南大教授马来文课的杨贵谊，吴天才、廖建裕、廖裕芳等人。他们进行创作、翻译、研究，抱着热忱心参与新兴国家的建构。但，却因为高涨的种族主义，而导致失败。


60年代，本地出现了几位表现不俗的华裔马来文学作家（下简称华马马），他们分别是Akbar Goh（Goh Sin  Tub，吴信答）、Goh Then Chye（吴天才）、Amir Tan（Tan Shun Ann，陈顺安）和Takusui Lie／Lee Yek Song。这群作家从事马来诗歌、短篇小说的创作。他们和此前的峇峇文学没有丝毫继承关系。

70年代，随着马来语获得国语地位、马来教育的普遍化，华马马作家的数量与质量都得到提升。这时期出现的作家包括Siow Siew Sing（萧招麟）、Lim Swee Tin（林天英）、郑宝福（Cheng Poh Hock）等等，几乎每个作家都有从事诗歌写作。除了他们，其他崛起的作家还包括Peter Augustine Goh（Goh Mey Teck，吴美德）、Atma Goh（Goh Teck，吴德）、Khoo Hock Hoi、Lee Kok Chih（李国七）和Lim Tiam Hion等。

70年代的作家只透过创作参与马来文谈，到了80年代，这个情况有所改变，作家们——尤其是吉兰丹的作家，都积极参与文学活动，包括文学营、文学组织等等。这时期新作家包括Jong Chian Lai（杨谦来）Awang Abdullah（Pui Tiong Gee，裴忠义）等。前述70年代作家基本上都还保持着活跃度，尤其萧招麟、林天英、郑宝福，获得马来文坛的高度赞赏。走过80年代，来到90年代，华马华文学仍然持续发展中。

前述提到华美英文学在经过一番寒彻骨后才得以平反，在主流文学中找到一席之地。华马马文学与此完全不同之处是，作家们在马来文坛上却很意外地得到马来作家、批评家、编辑的支持、鼓励、提供投稿园地，Dewan Sastera甚至策划了非马来作家的专题等等；国家、语文阁、一些商业机构纷纷设立文学奖，部分奖项甚至专设非马来作家，栽培华马马作家。除了文学奖项，也举办不少文学营、讲座、培训营、课程等等，让华马马作家（也包括其他族裔）吸取创作技巧，提升本身作品的艺术与内涵。

种族主义政党的逻辑

这个现象是非常吊诡的。从我国政治发展来看，自从右翼马来政党——巫统获得殖民政府的认同，并且得到国家执政权后，我国的政治主流就是走种族斗争路线。这一点，从巫统创党的背景——为了反抗英殖民政府于1946年的Malayan Union而汇流了至少三个源流的马来政治思潮，分别是伊斯兰主义、左翼马来民族主义和右翼马来民族主义——可看出。

70年代开始，国家开始执行其马来化政策，另一方面，受到60年代末中东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影响，国内掀起一番伊斯兰运动，其中包括由安华领导的ABIM（马来回教青年组织），给巫统政府很大的压力。1978年后，巫统领导的政府开始把国家政策伊斯兰化，尤其到了1982年，马哈迪拉拢安华加入巫统后，更可说是伊斯兰化的巫统的开始。

这里，我所要交代的是，巫统虽然彻头彻尾地是个种族主义政党，但由于传统上马来人与伊斯兰的紧密关系，以及其在独立建国时，通过宪法建构的马来人即是回教徒的定义，导致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情境，必须顺应马来社群的意识形态倾向，做出不同的调整。举例而言，第一任首相曾不止一次表示马来西亚是世俗国，但来到第四任首相马哈迪口中，却可以绕过宪法，直接宣布马来西亚是个回教国。

但，必须说明的是，1982年之后，巫统的改变，并没有放弃其捍卫马来支配权的历史任务。他们结合了马来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，形成了有着逻辑上缺陷的“回教化的马来化”，意即只向马来人进行回教化的工作——换句话说，回教的传播是不会针对非马来人的，因为一旦所有非马来人都成为回教徒，国内不公平的政策就会凸现其矛盾性，终而导致巫统政治资本的破产。易言之，巫统作为一个族群政党，以捍卫马来主权为其历史任务，是不可能去涵化非马来人。他们首要的任务，是分离社会，巩固各族群间的差异性。

民族主义者的期待心理？

照这个政治脉络而言，华马马作家在马来文坛的出现，为何不会是巫统的威胁？或者对马来作家的威胁？反而得到了国家、作家的支持与栽培？究竟马来支配权（或马来主权）和过去美国的白人至上的观念，有何差别？难道因为前者是政治的建构，而后者则是人类固有观念的问题？

我想，这个问题可能和“期待”的心理有关。任何民族主义分子，都会对那些爱好本身文化者产生好感。在马来西亚的情况是，钟爱马来文化的华人严重缺乏，被涵化的更是极少数；大家都对此一文化产生负面印象，对其毫无好感。因此，在马来作家心里就很渴望出现一个珍惜马来文学的非马来人出现，而当他们发现此人时，不免会对其示好。而美国，由于其社会已经高度涵化，在华裔美国文学中，英文文学向来是主流，华文文学是边缘——这情况和马来西亚相反。所以，正因为这个原因，导致美国人对亚裔作家没有太大的“期待”心理。——当然，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，毕竟我对美国文化一窍不通。

自序

写部落格已经有好几年了，比照一般人的情况，我尚算是个“专情”的人，甚少分散投资，大部分时间都专注在一个平台上。

friendster部落格是个开始，后来因为该平台的功能太残缺而另觅他处。先后到yahoo部落格、无名小站，披荆斩棘，导致自己伤痕累累。实在不习惯它们的操作模式。在那里也难找到知音——尤其那时候刚出来社会工作，碰得一脸灰，心情非常低落。而这时候，究竟为何写部落格的问题反复浮现脑海，成为我最大的疑惑。

写作难道就一定要读者，或者更准确说期待读者吗？实言之，每一篇文章必然会有读者，而第一位读者必然是作者本身。换句话说，虽然在茫茫博海内读者难求，但我不就是“聊斋”的最忠实读者吗？既然有了头号粉丝，就没必要太过强求其他的了。还是守着自己的小小园地吧，别让太多烦扰之事干预。一如今天，我一不小心让自己的blogkaki在费时簿公告天下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（如，得罪人）以及让某些我不怎么愿意让他们了解我的人了解我——易言之，我必须与外界划清界限，好好守着我自己的小天地。所以，我马上把部落格里的文章隐藏起来。

在写这篇序时，心里突然有点感慨。想到以后可能没机会在blogkaki笔耕，心里就难过。虽然自己一直都是胡来，但对大红花毕竟有点感情——一方面，它陪伴我走过大学毕业后的两年职场生涯，另一方面，大红花国度毕竟与我还蛮亲切的，尤其创办人本身与我同属一个家乡——虽然我们不曾对话。

无论如何，为了不让我“黯然销魂”，我已下决定。往后如果写一些比较玩乐性质的文章，或生活小记之类的，我或许会“一脚踏两船”，用报章、杂志编辑的行话——一稿两投。如果比较属于宣泄的——我会尽量妥善处理情绪垃圾——就只好转投此处；至于读书心得分享之类的，我会安排在这里。换句话说，这里基本上不是“专门知识/性质”的部落格——就算是，大部分都是关于文学、政治之类的心得分享——而是像我的笔记簿，零零散散，断断续续的。

最后，一如以往，我会在此空间——稍作修改——做“三不写原则”宣言：

一、不想写时，不写。

二、想写时，没时间，不写。

三、太过负面情绪的，不写。

是为序。